8月末的正午，烈日炎炎，安徽蕪湖鶴毛鎮的圩埂上，十幾臺抽水機開足馬力，將蓄積的洪水源源不斷地輸往另外一頭。正在值守的村民張允軍望著眼前澤國，愁眉不展。不遠處，他家的屋頂露出水面，水下還有他耕種的60畝良田。 “一個晚上就淹沒了。”張允軍說，比起房子，更讓他難過的還是水稻，“一直被當成孩子一樣照料。” 對安徽而言，這是個特殊年景，夏天豐收的喜悅還未過去，一場席卷全省的大洪水便接踵而至。作為13個糧食主產省之一，安徽同時生產小麥、水稻兩大主糧，其收成表現一定程度上是全國的風向標。 “今年我們抵抗的是最高風險，一次大面積、高強度、廣范圍的災害。千百年來，我們能做的就是以豐補歉，盡最大努力減少損失。”安徽大學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常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農業依然沒有真正擺脫靠天吃飯，每年的糧食生產都是一根必須繃緊的弦。對農民而言，糧食安全不是抽象的口號，是實實在在的生存考驗。 夏糧豐收“幾乎是用錢砸出來的”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安徽阜陽的種植大戶羅應利今年度過了一個忙碌而豐收的夏天。5月27日，在他承包的1200畝麥田里，7臺收割機同時開動，將近百萬斤的小麥搶收入倉。 這一天，安徽省小麥主產區全面開機收割。高峰時期，安徽投入10.4萬臺收割機，最終以99%的機收率，耗時9天，完成4300萬畝小麥的搶收工作。 焦魁是安徽亳州的一名農機手，經驗豐富的他可以通過收割機倉容來判斷麥地產量。5月14日，他率領團隊300多名農機手，從湖北出發，一路北上，經河南南陽和駐馬店、皖北、河南商丘、山東，最終在河北結束今年的收割季。“各地今年收成不錯，總體上從南到北產量越來越高，差的畝產七八百斤，好的有上千斤。” 用阜陽話來說，種植大戶羅應利在村中屬于“面子人”。他是村中種水稻的第一人，最早引進插秧機，承包逾千畝土地的同時，還成立了社會化服務團隊，擁有收割機、飛防機、拖拉機等多種農用器械，每年承接代耕代種業務達兩三萬畝。 羅應利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種1畝小麥，投入種子100元、肥料150元、農藥30元、收割60元、土地承包半年費用300元，成本合計約600元；1畝地收獲800斤小麥，賣900元，凈賺300元左右；用同樣的方式計算，小麥收割后種1畝水稻，凈賺約600元。綜合下來，承包1200畝地，全年利潤超百萬元。 不過，羅應利強調，“好的年份才能賺錢”。雖然安徽實現了“十七連豐”，但對具體農戶而言，通常是豐歉交替的，收成并不穩定。“只要沒有特殊災害，我都有把握種好。問題是，風調雨順的年份太少了！” 安徽省農業農村廳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數據顯示，2020年安徽省夏糧總產量1671.9萬噸，居全國第3位，較2019年增加14.9萬噸，增幅為0.9%；畝單產394.41公斤，較上年提高4.94公斤，增幅為1.27%。 事實上，安徽今年夏糧的豐收來之不易。一位安徽跑農口的媒體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播種、田管到收割，安徽集全省之力打了三場攻堅戰，今夏豐收“幾乎是用錢砸出來的”。 安徽省農業農村廳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資料顯示，去年秋種期間，安徽省遭遇40年來最嚴重的伏秋連旱。安徽省下了大功夫，才如期完成4239萬畝的小麥播種任務。春管期間，疫情也構成一大挑戰。“當時小麥返青了，但我們被禁止出村，農資下不去，農機也沒法正常通行。”羅應利說。為此，安徽各地出臺應對方案，讓種植戶分時、錯峰下地，從而推進全省小麥苗情持續轉化升級。 今年的夏糧，最讓安徽“破費”的是赤霉病防治。赤霉病別名爛麥頭，會引起苗枯、穗腐，對小麥的產量和品質構成主要威脅。“小麥抽穗、揚花耗時7至10天，在此期間，安徽下雨概率高，給赤霉病的發生創造了溫度和濕度條件。”安徽農業大學退休教授胡承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赤霉病可防不可治，需要在小麥開花前后各噴一次藥。“這個讓農民來實施，難度很大，效益太低，于是需要政府介入。”據安徽省農業農村廳介紹，安徽今年的小麥赤霉病防治財政投入達到歷史最高——全省財政共落實赤霉病防控財政資金6.28億元，比上年增加4.23億元。 “人努力，天幫忙。”阜陽市農業農村局種植業管理科科長侯子健如此概括今年夏糧豐收取得的原因：一是收割時天氣好，二是投入了足夠多的財力物力。 “夏糧總產和單產雙創歷史新高，實現‘十七連豐’，為穩定全年糧食生產奠定了堅實基礎。”安徽省農業農村廳表示。對于“十七連豐”的說法，前述安徽媒體人士解釋，豐收是個沒有嚴格界定的概念，不一定代表產量增加，通常指相對穩定的產能。 安徽大學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常偉認為，安徽夏糧“十七連豐”及主產區地位的取得，根源于其獨特的自然稟賦——安徽地處我國南北過渡地帶，氣候適中，水旱兼有，一年多熟，適宜各種糧食作物生長。“秦漢時期，淮河流域就是全國最大的糧食主產區”。 安徽也是全國農村改革的先行省份。1978年，安徽發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鳳陽小崗村的18戶農民推行“大包干”，從而拉開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2000年前后，大量耕地被拋荒，安徽被定為唯一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省份，直至2005年在全國率先取消農業稅。 “2000年我們村撂荒的洼地太多了，那時水利設施條件差，收成不好。”就在2000年，阜陽潁上縣人羅應利承包了150畝土地，此后逐步拓展成如今的1200畝。二十年來，他抓住了安徽每一次政策變革帶來的機遇。 在羅應利的印象中，承包頭幾年，小麥產量長期低迷。2005年，安徽小麥畝產量降到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0公斤。當年安徽農業大學退休教授、原農業部小麥專家組成員胡承霖上書省政府，提出一份主攻單產的小麥高產攻關方案，目標是實現“全省糧食5年增產50億斤”。該方案隨后被列入安徽“十一五”規劃，在胡承霖等人帶領下，安徽小麥單產連創歷史新高，“十一五”期間小麥增產79.7億斤，遠超當初設定的50億斤目標。經過多年高歌猛進，安徽糧食總產不斷躍上新臺階，2019年達4054萬噸，總產居全國第四。 產量上去的同時，安徽小麥逐漸形成結構性過剩，遇上新的發展瓶頸。“質量是個短板。以前安徽小麥強筋不強、弱筋不弱，安徽的面粉廠生產的面粉，總是比山東、河南的一袋要少5塊錢。”安徽省潁上縣管氏面制品有限公司總經理管士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伴隨消費結構升級，制作面條、餃皮、面包、蛋糕等產品需用不同筋度的專用面粉。以往安徽種植的小麥品種混雜，當地企業只能生產通用面粉，無法滿足高端市場的需求。 供需不匹配導致企業產品滯銷，產生連鎖反應，最終影響到農民的生產效益，給安徽的小麥生產帶來危機。“國家實行托市收購后，南北一個價，我們賣不過別人，皖西北小麥市場陷入半癱瘓狀態。”據管士喜介紹，后來當地政府召集面粉企業開會收集意見，最終出臺“優質專用小麥”生產方案——由企業選種，農業部門配合選地，從2017年起推行。 管士喜選擇了兩個優質專用小麥良種，并和當地107戶種植戶簽訂了7萬畝種植和收購合同，羅應利便是其中一家。今年夏收，管士喜出現在羅應利的收割現場。“一是監督他別把品種弄混了，二是怕他賣給別人。我們以高于常規小麥1毛錢的價格，直接從現場收走。” “今年小麥容重、等級、不完善粒、赤霉病粒等品質關鍵指標均表現極其優異，屬歷史上少有的好年份。”安徽省農業農村廳的信息顯示，夏糧豐收之下，安徽對全年糧食生產充滿樂觀預期。“小麥豐收大局已定，那么全年糧食產量的大頭——水稻生產情況如何？”7月9日，安徽省農業農村廳在《安徽省水稻產業觀察》一文中寫道：“近日，農業農村部專家組走訪了安徽省廬江縣、懷遠縣、霍邱縣3個典型縣。調研發現，今年安徽水稻生產形勢向好，后期繼續加強管理，穩產增收不是問題。” 未料調研結束不久，一場幾乎覆蓋安徽全省的水災席卷而至，安徽糧食生產的下半程陡生變數。 洪水“南北夾擊”下的村莊 通往蕪湖無為市鶴毛鎮的路中斷了。過了鶴毛大橋，返鄉村民被迫下車，在鋪設了十幾根特大號水管的圩埂上跳躍穿行。圩埂左側原本是綠油油的稻田，如今一片汪洋，只有零星的電線桿和屋頂露出水面。 這是一個圩田交錯、地勢低洼的小鎮，長江支流西河、郭公河環繞而過。7月19日，鎮上全長25公里的楊塘圩多處潰壩，高漲的河水倒灌入圩，淹沒了鶴毛鎮近8000畝的良田。 “上一次被淹，還是在1954年長江江堤破了的時候。”鶴毛鎮鶴毛社區村民張允軍從未遇見今年這么大規模的水災。7月19日撤離后第二天，他跑回去看，發現自家房子和承包的60畝水稻都已沉入水底。 蕪湖自三國時就興建水利，圍湖造田，素以“江南魚米之鄉”著稱。這場洪災，讓蕪湖尤其是其下屬的無為市，面臨部分糧食絕收的困厄。據無為市農業農村局提供給《中國新聞周刊》的數據，截至8月10日，無為市種植業受災面積60.18萬畝，成災面積35.14萬畝，絕收面積21.97萬畝；農田水利基礎設施損毀田間道路20.9萬米，損毀灌排溝渠15.7萬米，損毀橋涵閘687處。 “一成受災的叫‘受災’，三至八成受災的叫‘成災’，八成以上受災的叫‘絕收’。”無為市農業農村局農業股副股長倪偉解釋。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今年無為市水稻種植面積為84.65萬畝，其中早稻4.8萬畝、雙晚稻3.6萬畝、一季稻76.25萬畝；經加權計算，今年無為市水稻預計總產約36.58萬噸，與去年總產44.3萬噸相比減少約7.72萬噸。 “這次傾家蕩產，什么都沒了，一夜之間回到解放前。”洪水來臨之前，張允軍的60畝中稻剛進入灌漿期。他沒有購買農業險，今年投入的3萬多元成本打了水漂。如今，在鶴毛鎮鶴毛社區，張允軍家的房子和水田仍泡在齊腰深的水中。據張允軍估計，離水退還需20來天。 安徽省內淮河、長江兩岸支流、湖泊眾多，全省共有河流2000多條，大小湖泊580多個。豐沛的水資源既滋養土壤，也埋下水患。今年汛期，長江、淮河水位同步上漲，給安徽造成“南北夾擊”之勢。 合肥市農業農村局種植業局局長李祥將合肥的災情形容為“百年一遇”：“一是梅雨時間持續52天，創了合肥的歷史紀錄；二是降雨量大；三是巢湖水位創歷史新高；四是受災面積極大。”為給巢湖分洪，緩解城市防洪壓力，自7月19日起，合肥啟用了十八聯圩、濱湖聯圩、蔣口河聯圩、沿河聯圩、裴崗聯圩等9個萬畝以上大圩和186個中小圩口蓄洪泄洪，超10萬人被轉移安置。 李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合肥市今年種植水稻550萬畝，受災面積達235.5萬畝，其中86.9萬畝絕收，目前還有40余萬畝稻田的洪水尚未退出。“要給洪水找出路，就意味著舍棄一些良田圩區。”巢湖研究院院長朱青曾向媒體表示。 同樣因開閘泄洪做出犧牲的還有淮河沿岸。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發生特大洪澇災害，河南、安徽兩省4000余萬畝土地被淹。時至今日，淮河治理依然是個難題。 阜陽市潁上縣位于淮河、潁河交匯處，淮河流經潁上78公里，沿淮有南潤段、邱家湖、姜唐湖三段行蓄洪區，縣境內低湖洼地占全縣總面積42%。7月20日8時32分，淮河王家壩開閘泄洪。為保淮河下游安全，處于中游的淮河南潤段、邱家湖、姜唐湖相繼開閘蓄洪。“我們凌晨4點接到通知說中午12點放水，5點開始撤離，上午8點全部撤離完。”羅應利說。當天，他已經完成播種的1200畝水稻被淹。 潁上縣是皖北為數不多能夠種植水稻的地方。“我們的地是湖洼地，原本大家也不種水稻。2000年承包土地后，我開始實行小麥、水稻的分季種植。”羅應利說，早年收割小麥后村民習慣種植大豆，但因為水利條件差，經常遭遇水淹。后來他專程到南方學習水稻種植，并將夏收后的麥地改成水田。 潁上縣上一次開閘蓄洪是在2007年，公開資料顯示，2007年潁上縣全縣160萬畝耕地有128.8萬畝受災。“那年政府給我的補償標準是685元一畝，今年的標準還沒下來。”羅應利提道。 一場豐收過后，水災接踵而至，讓羅應利等種植戶猝不及防。他坦言，每年從播種開始，一顆心始終懸著，直到最后收獲了才能安心：“自然災害是我們面對的最大挑戰，搞農業依然需要靠天吃飯。” 李祥則表示，近幾年自然災害更加頻繁，糧食生產非常艱難，農民對農業投資的信心在減弱。“2016年大水，2018年大雪，2019年大旱，今年又是大水。”李祥嘆道。對合肥市而言，今年糧食的生產實際上遭受了旱澇雙重壓力。據《合肥日報》6月報道，今春合肥市計劃播種水稻550萬畝，受去年秋冬旱情以及今年四五月份降雨偏少影響，全市水庫塘壩蓄水嚴重不足。“據初步統計，全市100多萬畝水稻因缺水無法按期播種。” 根據官方數據，截至8月2日，安徽全省農作物受災面積1802.2萬畝，成災面積1141.4萬畝，絕收面積555.3萬畝；其中水稻受災994.82萬畝，成災673.43萬畝，絕收352.61萬畝。全省農業因災損失174.9億元，其中種植業116.6億元。 安徽是今年全國農作物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8月13日，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秘書長周學文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透露，今年洪澇災害導致6032.6千公頃農作物受災，其中1140.8千公頃絕收，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和淮河地區。 秋糧面臨減產壓力 小熊農場的農場主沈雄偉是一名80后，2016年自主創業，在無為市開城鎮承包種植了900多畝的水稻和蓮藕。第一年便遭遇大水，種植的600畝水稻有將近500畝絕收。今年他又種植了400畝水稻，亦悉數被淹，其中150多畝絕收。 洪災發生一個多月了，大水尚未完全退去。沈雄偉蹲在田埂上，撥弄著被洪水浸泡過的禾葉。“這是我種的一部分早稻，水退后嘗試收割了一些，品質太糟糕，做飼料都夠嗆。”沈雄偉說。 為了挽回損失，他果斷地將原本種植單季稻的260畝改種為晚稻，但又額外增加了成本，“拖拉機翻田、人工插秧，平均每畝增加了360元的成本。” “今年洪災導致農業生產損失嚴重。我們要一手抓苗情轉化，一手抓絕收田塊補種，盡全力降低損失，保障糧食生產。”安徽省農業農村廳負責人表示。合肥市也明確提出，“要做到水退一塊、搶種一塊、補種到位”。市級財政先行預撥5000萬元補助資金，用于種植業、設施農業恢復生產所需的改種補種的種子、化肥等農資購置。 合肥市農業農村局種植業局局長李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合肥已補改種45.72萬畝，其中27萬畝種的是“早翻晚”水稻。李祥表示，7月25日前可以用早稻翻晚稻改種，過了這個時間窗口，就容易受到寒露風的影響。“水稻被泡過以后，就像人勞累過度，免疫力就下降了，容易遭受稻瘟病、稻飛虱等病蟲害。”李祥說。大災之后，“蟲口奪糧”比以往更加關鍵。 蕪湖無為市則未雨綢繆，在洪水來襲之前便已做相應準備。“我們在7月20日前，就落實了‘早翻晚’種源10萬公斤、肥料儲備0.5萬噸、農藥儲備300噸。”倪偉說。 “補改種講究天時，我們這里比較尷尬的是，巢湖要排水，我們是必經之路，到現在還有十幾萬畝的農田泡在洪水里，不知道什么時候能補上。”倪偉提到，水稻、玉米等作物生產季節已過，無為市改補種工作開展步步維艱。 此前媒體報道，截至8月2日，安徽全省被淹農田尚未退水面積約有379.1萬畝；全省已落實農作物補改種面積155.4萬畝，其中已補改種晚稻92.6萬畝，占水稻絕收面積的26.26%。 “我們一共有800多個圩子進水，長江、淮河流域有些圩子進水以前早稻還沒有收割完。”8月13日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秘書長周學文介紹。他認為，今年的洪澇災害對我國糧食安全不會有影響，“有一個規律，我們國家往往是大水之年是豐收之年。為什么豐收？因為我們國家水資源本來就短缺，豐水年水資源保障條件更好。” 但情況也許沒這么簡單。網上有不同聲音認為，中國下半年糧食收成仍然面臨不確定性：“2003年淮河全流域性大水，這年全國糧食產量是43069.53萬噸，而前一年是45705.75萬噸、后一年是46946.95萬噸，顯然2003年糧食歉收了。” “全國情況不好說，但對我們災區，大水之年就是大災之年。”蕪湖市鶴毛鎮種植戶張允軍說。 今年國家給安徽下達的任務，是完成糧食播種面積10940.6萬畝，糧食產量811億斤。安徽省農業農村廳提供的資料提到，為確保如期完成這一任務，將按照“以村保鄉、以鄉保縣、以縣保市、以市保省”的要求，強化糧食生產屬地責任，層層落實任務。 李祥表示，雖然往年也有明確任務要求，但今年是首次明文下達生產任務文件。“任務文件是3月份疫情期間下達的。因為疫情節點，口糧問題從中央到地方都越來越重視。越是困難時期，我們越要重視糧食，站在講政治的高度來抓糧食生產、細化各區縣任務。” 洪災過后，“雙控任務”被反復提及。8月12日，安徽省副省長張曙光到蕪湖檢查災后恢復重建工作時強調：“要抓緊啟動災后農業生產恢復，充分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確保農民增收創富，確保全年糧食播種面積、糧食產量‘雙控’任務順利完成。”此外，安徽省農業農村廳亦發出通知，要求確保災后糧食面積不減少、總產不降低，堅決完成糧食生產目標任務。 安徽受災各地的補改種工作仍在進行。“我們的想法是，堤內損失堤外補，秋糧損失秋種補。短期抓補種，長期則要謀劃秋種。”李祥說。羅應利的想法與其不謀而合：該補種補種，該搶種搶種，但作物有它的生長周期，因為補種影響小麥的農時，就得不償失了，不如秋季再種一些好麥子。 李祥估計，今年合肥秋糧將減產10%~15%。農業專家胡承霖則認為，洪災將使安徽秋糧減產三成左右，而秋糧占據全年糧食的大頭，安徽今年將面臨減產壓力。 “最不愿意賣的渠道就是糧站” 阜陽市潁上縣村民楊平種了20多畝地，今夏小麥收成1.6萬斤。但他暫時并不打算賣糧。 往年收割后，他都直接賣給糧食經紀人。如果自存糧食，收割后還需晾曬、儲存，耗時耗力。然而今年，包括他在內，整個村莊的村民幾乎都未出售。“今年又是疫情又是洪水，老天不叫我們賣，怕沒有吃的。”楊平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另一方面，他亦坦言“希望價錢還能再高點”。 與往年新糧上市時農民扎堆賣糧不同，今年像楊平一樣自存自用或惜售的不在少數。“農民往年沒有儲糧習慣，今年因為疫情和洪災，不少人認為可能出現糧食危機，所以想留點口糧。”阜陽市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副局長孫德清說。此外，據他了解，目前還有大量糧食在糧食經紀人手中。 糧食經紀人李先生證實了這一點。“去年能收個一萬噸，今年只收上來五千多噸。我賣了一些，還有三四千噸存在倉里。”他今年以1.08~1.1元的價格收購，以1.12~1.13元的價格賣出，剩余糧食待價而沽，預期價位是1.23~1.24元。“擱過去早賣完了，但今年情況特殊，手上有糧才心安。” 農戶和糧食經紀人的囤糧行為，幾乎是一種全國性的普遍性現象。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披露截至8月5日的全國小麥累計收購量：4285萬噸，同比減少了938萬噸。具體而言，河南小麥累計收購量為912.4萬噸，同比減少538.8萬噸，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是安徽，全省收購量為592.9萬噸，同比減少了222.4萬噸。 為何夏糧豐收，小麥的收購量反而大幅減少？《中國新聞周刊》調查發現，有相當比重的糧食或存在農民、糧食經紀人手中，或流向市場，而未被統計在內。阜陽市糧食和物資儲備局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8月20日，阜陽全社會累計收購約132萬噸，比去年同期少6.4萬噸；其中國有企業收購下降26.7萬噸、政策性收購下降22.4萬噸，非國有企業收購則增加了20.3萬噸。 政策性收購由地方儲備收購和最低價收購兩項構成。其中，最低價收購又稱托市收購，意指當市場收購價太低時，通過啟動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由政府出面收購糧食，來確保種植戶的利益。 安徽于6月10日啟動小麥最低收購價預案，價格為標準品三等1.12元每斤。對此，種糧戶楊平表示，最不愿意賣的渠道就是糧站：“要驗收、定級，如果質量不合格還會被拒收，特別麻煩。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賣給糧販子，哪怕價格低一兩分錢，因為他們會上門來收。” 學者孔令聰、李靜在《糧食安全背景下的安徽省糧食生產》一文中分析認為，最低價收購雖然初衷是給農民以保障，實際上卻限制了糧價，降低了農民種糧的收益，進而影響其種糧的積極性：“在糧食主產區……種糧成本迅速增加。相比之下，我國糧食價格保持相對穩定，很多用糧企業和收購企業就是參照最低收購價收購，無形中形成當前市場糧價由最低收購價來左右的實際情況。” “幾十年來，糧價都是論毛來算的，一斤糧食還不如一斤礦泉水值錢。”鶴毛鎮村民張允軍自嘲稱，自己今年53歲，是村中農戶里頭最年輕的。“我夫妻倆一年有300天都在地里，沒辦法，我們一輩子都只會干這個。我的兩個小孩都在外打工，不希望他們回來種田。” 安徽省既是農業大省也是勞務輸出大省，常年外出務工人員近2000萬。與此同時，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誰來種地”成為一個古老而現實的問題。不過，不少受訪者對此并不擔心。他們認為伴隨越來越多的散戶退出，土地集約化程度將進一步提高；而種植戶尤其種植大戶，不會輕易放棄種植主糧。 但據阜陽市農業農村局工作人員侯子健觀察，“近年自然災害頻繁，種糧效益非常不好，大戶退耕的也比較多，不像前幾年那么有熱情了。”為保障糧食生產，主產區地方政府給予了大量財政補貼，例如糧食風險基金、農業科技支出、惠農補貼、災害補償等。“前幾年感覺農業充滿了希望，政策補貼力度比較大，不少城里面創業成功的盲目到農村來投資。投了之后，發現不是那么回事。” 對來農村創業的小熊農場負責人沈雄偉來說，種植水稻是權衡利弊后的選擇。2016年遭遇水災后，他縮減水稻種植面積，擴種蓮藕，試圖將蓮藕打造為農場的主要作物，未料隔年蓮藕滯銷，功敗垂成。“跟蓮藕比，水稻抗災害能力弱，經濟效益也低，但價格和銷路有政府兜底。為了平衡創業風險，我還是會種一部分的水稻。” 糧食外調省的危機感 近年來，我國糧食主產省的商品糧供應能力發生了較大變化，糧食凈調出省份從2003年的13個縮減至如今的5個，主銷區和產銷平衡區的自給率不斷下降。在此背景下，安徽作為凈調出省的地位愈加凸顯。 “安徽2019年的糧食產量為4054萬噸，根據每人每年400公斤的國際糧食安全標準線，可以養活1億人。按照安徽常住人口6365萬人來算，還富余1500萬噸，按照安徽戶籍人口7100多萬人來算，也還有1200萬噸。”常偉認為，安徽凈調出的糧食“夠養活一個浙江省或一個上海市”，這是安徽的底氣所在。 他和同事張德元均認為，自然災害對糧食供給能力的影響，一定程度上被高估了。“中國幅員遼闊，每一年在講豐收的時候，都有局部存在自然災害，只是今年災害程度比較深。”張德元認為，安徽省作為糧食主產區之一，雖然今年受災了，但從整體上看，“不至于有多大麻煩，依然會是糧食外調省。” 安徽農業大學退休教授胡承霖則認為，目前安徽糧食生產還處于緊平衡狀態，“絲毫不能放松警惕”。“今年夏收接近正常年份，但也不算特別好。江淮淹水面積太大，病蟲害就多了，估計秋糧得減少三成，甚至更多。”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去年發布的《中國的糧食安全》白皮書提到，目前我國谷物自給率超過95%，但從中長期看，中國的糧食產需仍將維持緊平衡態勢：“從需求形勢看，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均口糧消費將穩中略降，飼料和工業轉化用糧消費繼續增加，糧食消費總量剛性增長，糧食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從生產形勢看，農業生產成本仍在攀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趨緊，農業基礎設施相對薄弱，抗災減災能力有待提升，在確保綠色發展和資源永續利用的同時，穩定發展糧食生產壓力較大。” 張德元指出，從長期看，土壤問題構成安徽農業面臨的更深層次危機。“過去多年高產量的持續保證，其實是對土地的掠奪。”常偉對此補充說，目前這個問題已經受到重視，無論是推行化肥、農藥零增長，還是進行輪耕試點、桔梗還田，都是為了修復被過度利用的土壤。 土壤問題同樣是胡承霖近年的關注重點：“過去多年的豐收，是通過化肥、農藥等高投入贏來的，土壤面臨的污染嚴重。”最近一段時間，他忙于向安徽省政府和農業農村部門遞交自己的解決方案——一種減少化肥、農藥、種子用量的綠色增產模式，一個以“每畝成本降100元，產量增100斤”為目標的“雙百工程”。 91歲的胡承霖，依然是安徽麥田的守望者。他1953年畢業于南京農學院農學專業，此后數十年致力于小麥高產事業，至今還會到麥田做培育、測產等工作。“粒粒皆辛苦，幾千年都是這樣的情況。我希望活到100歲，見證老百姓真正‘手中有糧心不慌’的時刻。” “今次洪澇災害提醒安徽，必須居安思危。”胡承霖認為，安徽現有的農田水利設施薄弱，難以應對頻繁發生的自然災害。《糧食安全背景下的安徽省糧食生產》一文亦提到，按照農業部相關劃分標準，安徽全省共有中低產田4094萬畝，占總耕地面積的66%；水利基礎設施薄弱、抗災能力不強，是安徽糧食穩產增產的突出制約因素。 大災之下，今年的“雙控”任務如何完成？無為市農業農村局倪偉表示，上級部門在綜合考核時會考慮地方災情因素，“壓力更大的是農民，今年得過個苦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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